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葛洪義

    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改革我國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指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政策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它打破 

了平均主義的思維慣性，鼓勵人們多勞多得，最終導致生產要素被納入分配制度的設計，從而為國家和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為國家各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豐富奠定了物質基礎。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經驗的欠缺和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現象，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過小。根據社會學理論，貧困人口數字過大，基尼系數過大，社會就會不穩定。同時，中央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也特別強調，最終要帶動全社會的共同富裕。事實上，由于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最后一定要用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來衡量。可見，無論從什么角度看，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都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首先要保護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從法律角度看，保護中等收入者，至少需要解決三個法律問題。

　　第一，進一步保障公民的平等權。目前的收入差距，與體制上的不平等設計有很大程度的相關性，例如城鄉差別、城市就業人口與外來務工人員的差別、東西部差距、性別歧視、地域歧視、受教育權的不平等。人們在討論擴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時，往往會談到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以及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其實，這些都與法律上的公民平等保護問題有關，不能建立起充分的公民平等保護法律制度，勞動力的轉移等就會遭遇制度壁壘。

　　第二，進一步保障公民的自由權。我們目前的體制下，公民的自由遷徙、自由擇業、自主創業還受到很多限制。農民進城務工，被稱為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帶有明顯的歧視；許多領域還被國家和大型企業壟斷，大大限制了民間資本的投入，從而也限制了就業領域的擴展；許多就業領域設立了繁復的許可制度，據說曾經有地方還試圖出臺揀拾垃圾的許可考試并統一服裝。種種做法，使勞動者不能自由選擇工作，進而無法充分就業。市場經濟所創造出來的奇跡，實質上就是自由發展創造的奇跡。有條件自由流動的勞動者，也是最具有成為中等收入者潛質的群體，保障他們的自由，就等于保護他們的收入。

　　第三，進一步尊重和保障公民的財產所有權。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辦法，有研究證實，不僅沒有縮小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反而擴大了這個差距。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個人所得稅的稅源，就不難發現，主要是擁有相對穩定收入的群體，例如公務人員、教師、企業的白領等——這些恰恰不是高收入人員而是中等收入群體。再比如，中等收入者都面臨購買房產和汽車的壓力，購買這些生活用品，可能對高收入者影響不大，至少不是很大，而卻會使中等收入者返貧。而房子、車子現在卻被列入高檔消費品，被納入加重征稅的對象。這些都表明，尊重和保護公民的財產所有權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是密切相關的。
    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一定意義上，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法律與政治問題。如果有關方面認真地對待中央關于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意見，就應該采取更加實實在在的切實有效的法律措施。中央和地方，在法律領域，都是可以大有作為的。